1－11月，中部和西部地区基本建设投资分别增长14.6％和18.5％，比东部高8.9和12.8个百分点。
进入 隆国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对外开放 。中国今天对外开放的格局，大约是在十年前加入世贸谈判时所决定的。
根据计算，中国的经济开放度指数综合来看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，而且各个单项指数也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按照不同指数来看，中国对外投资指数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是最大的，只有0.12，其次是外资的流入0.44，再次是货物贸易0.69，最后是服务贸易是0.98。中国资本的开放度是0.28，在全世界排在最不开放的第10位。对外贸易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，跨境投资既有流入的投资也有流出的投资，所以货物贸易的依存度指货物贸易进出口和第一产业、第二产业GDP的增加值的比值。从1993年开始中国就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，200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。
按照我们计算的结果可以看到，如果包括重复计算的加工贸易的进出口在内，中国的货物贸易开放度指数是0.8，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，在全世界排在开放度最低的第17位，如果剔除掉加工贸易的进出口，中国货物贸易开放度指数是0.66，在全世界排在开放度最低的第7位。这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，谈判之前我们担心的很多冲击并没有发生，而且这十年中国综合国力、国际竞争力发生很大的改变。实行分税制后，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很大一部分需要返回地方，但依赖的方向改变了，地方依赖于中央。
央企化表明，政府的规制越来越具有左手规制右手的性质。与央企结盟是地方的理性选择，通过这种途径，地方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利益，即政策利益和经济利益。随着财政和金融的集权，各方面的权力逐渐都往上集中。很显然，和央企结盟，地方很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利益。
作为一个大国，中国各地方差异很大，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，而财政金融是最主要的协调机制。1990年代中期以后，中国所取得的高速而平稳的经济发展，同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有很大的关联。
随着中国向规制型国家转型，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要受国家的规制。压低工人（尤其是农民工）的劳工工资，在近年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。一方面，尽管集权，但中央的政策越来越难以执行下去，地方通过各种方式来抵制中央的政策，这尤其表现在中央出政策，地方出钱的领域。布满京城的驻京办，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情况。
要深化市场改革，这一步必须走。实际上，权力越是部门化，国务院越是没有权力。大多中央集权实际上是权力的部门化，是部门集权。向中央集权并不限于财政领域。
这种改革能够为执政党所带来的合法性资源也是显而易见的。中央向地方要钱，地方也层层向下级政府要钱。
这一变化会导致另外一个积极的效果，那就是减少地方政府向民和社会掠夺财富的动机。一个情形是原来由地方政府所有的权力，被中央政府回收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中国的政治制度保障了财富流向中央，很简单，因为各级政府官员是由上一级政府任命的。经济集权的确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增加。各地的农村收费土政策，曾经成为农民集体抗议的主要一个原因。很多央企和地方政府是同一行政级别，甚至前者的级别要比后者高。央企不仅要退出一些不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，而且要把这些经济活动下放给地方，进行民营化。所有这些方面涉及到社会成员的基本公民权问题。
分税制以后，中央财政能力飞速增加，但国家的收入差异也不断加速扩大。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，很难解释这种情形。
种种现象表明，需要对九四体制进行改革。改革并不是简单的分权或者简单的集权。
上述税收和金融权力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央企本来的意义，在于政府在涉及到国家整体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领域，扮演一个重要角色。
上述很多问题因为集权而产生，但重新分权未必就能解决问题。随着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，中央政府所希望提供的公共服务（至少在理论上说）也迅速增加，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、医疗、教育和环保等等方面。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税费改革 。更是因为在这些领域往往是中央出政策、地方出钱，很多政策根本落实不下去。
这后一方面在近年来表现得非常明显。通过央企，地方很容易融资。
地方政府提高土地价格，而开发商自然把土地成本转嫁给消费者。改革之后，财力迅速向中央政府集中，而此前中央财政高度依赖地方。
但随着九四年分税制的实行，这种策略失去效用在计划经济下，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中央的部委，造成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，地方失去了发展的动力，这就导致了毛泽东的激进分权，把中央企业统统分解到各地方去。
上面已经讨论过央企化的后果会非常严重。很显然，和央企结盟，地方很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利益。但是在其它一些方面，就必须实行继续分权，主要在具有产业性质的领域。央企化将带来严重恶果央企化如果得不到纠正，从长远看，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恶果。
同样，和央企结盟也可得到经济利益，这不仅仅是因为央企本身掌握着大量的资金，而且也是因为央企对中央政府的巨大影响力。压低工人（尤其是农民工）的劳工工资，在近年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。
这是现代国家最必须的制度，也是现代国家的象征。当时所设定的目标，即减少社会收入差异，实现基本社会正义，并没有实现。
央企不仅要退出一些不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，而且要把这些经济活动下放给地方，进行民营化。但同时也要看到，经济集权在二次分配方面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
